| 【内容提要】贫困始终是人类的大敌，是国际冲突、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也是国内冲突、贫富差距和动乱的根源，直接威胁世界各国的平等、稳定和持续发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20多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全球减贫做出了显著贡献。中国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类是可以也是可能战胜人类自己的挑战――贫困，也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人类自己不断追求的理想――减少贫困。中国的减贫经验还表明，外援是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的有利的外部条件，而国内改革、对外开放则是发展变化的根本的内部原因。只有这样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国际援助"为我所用"，才能发挥更大的发展效果，减少贫困"以我为主"，才能大幅度地消除贫困。
作者从两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从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角度看，持续的、稳定的经济高增长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基础；发动和发展农村工业化，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为贫困人口创造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和促进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政府作出公开的反贫困的政治承诺，实行分阶段的反贫困行动计划。
从人力资源开发与减少贫困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得益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最终产生和形成"减贫红利"。从1980起到2003年是中国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整个社会有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投资率、较低的经济负担，这一较好的人口条件是支撑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不仅加速了人口转型，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使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成为可能。
最后作者提出了21世纪新的综合反贫困战略框架，以提高人（特别是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为核心，保证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和扩大各种发展机会为前提，以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良好的治理和制度保障。并在此框架下提出了中国未来减贫的五大目标。
【关键词】贫困 人力资源开发 中国
一、 贫困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减少贫困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伟大理想。然而直到21世纪，贫困仍在世界很多地方普遍存在。
过去50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财富积累成倍增加，根据OECD经济学家麦迪森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2001年全球GDP是1950年的6.9倍[3]。但是却未能使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南北差距日益加大，根据麦迪森计算，1950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差距为5.2倍，到2001年时扩大为6.8倍，其中西方国家与非洲国家的相对差距从6.6倍扩大为16.2倍[4]。
从1950年以来世界贫困人口总数是不断上升的，直到90年代由于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世界贫困总人口才出现下降的趋势（见表1）。1950全球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extreme
poverty）为13.8亿人，到1990年为12.9亿人；1999年仍有11.69亿人，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比例23.2%。1950年全球每日支出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poverty）为18亿人，1990年为27亿人，1999年时仍有28亿人，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比例55.6%（见表1）。贫困既是20世纪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还将是21世纪初期最大的发展挑战。
21世纪人类能否大幅度减少贫困呢？人类如何共同采取行动应对这一发展的最大挑战呢？ 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189个国家的首脑通过了《千年宣言》，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MDGs），是实现人类最大的意愿--建立一个没有贫困，没有因贫困带来痛苦的世界。这包括七大类目标：从1990至2015年，使极端贫困人口减少50%；到2015年适龄儿童全部上小学；到2005年，通过消除在小学和中学入学的性别歧视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获得权利方面取得进步；在1990至2015年使婴儿及儿童死亡率下降2/3；在1990年至2015年使母亲死亡率下降3/4；到2015年向所有需要者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到2015年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到2015年改变环境资源受破坏的状况[5]。在第二年，又增加了第八个目标，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要求工业化国家把官方援助（ODA）提高到GNP的0.7%(目前为0.24%)[6]。这是各国政府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确立和承诺的第一阶段任务，人类消除贫困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贫困始终是人类的大敌，是国际冲突、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也是国内冲突、贫富差距和动乱的根源，直接威胁世界各国的平等、稳定和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仍然是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
二、中国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减少和消除贫困是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难的发展任务。过去50多年，中国总人口一直占世界总量的21－23%之间，但是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大高于总人口比重。1950年中国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总数比重至少在40%以上，至少在5.5亿人。根据世界银行规定国际贫困线，即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数从4.9亿，占世界总数比重的35%左右；到2002年已经下降至8800万人，占世界总数比重的7%左右；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9%下降为2002年6.9%[7]。
根据中国官方确定的国家贫困线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至2003年的29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31.6%下降为3.1%（见图1）。即使考虑到还有低收入农民人口5825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总计8645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例为11.0%。无论采取哪个标准，过去20多年，中国贫困人数量都急剧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明显下降。
中国对全人类发展和减少贫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扭转了世界历史上过去50多年贫困人口一直上升的趋势，使得世界贫困人口首次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在1990－1999年期间，全球人均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减少了1.23亿人，而中国减少了1.51亿人,已经减少了40%。如果不包括中国，全球过去10年贫困人口数增加了2800万人。同期全球人均每日支出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增加了9000万人，而中国减少了1.91亿人，已经减少了23%（见表2），如果不包括中国，全球增加2.81亿人[8]。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没有中国减少贫困人口的努力，或者不包括中国的贫困人口，世界的贫困人口数将由1980年的8.48亿上升到1990年的9.17亿，再上升到1999年的9.45亿[9]。。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199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几乎把绝对贫困减少了一半，而且其他"千年发展目标"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10]。正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
D 沃尔芬森2002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讲演中所言，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中国应该引以为自豪。
中国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类是可以也是可能战胜人类自己的挑战――贫困，也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人类自己不断追求的理想――减少贫困。
三、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
中国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从1978－2003年）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得到了从国际社会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各种资金、技术援助，但是在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无论是人均援助额还是国际援助额、国际金融贷款占GDP比重都是最低的国家，发展绩效是最好的国家（见表2）。中国的经验表明，外援是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的有利的外部条件，而国内改革、对外开放则是发展变化的根本的内部原因。只有这样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国际援助为我所用"，才能发挥更大的发展效果，减少贫困"以我为主"，才能大幅度地消除贫困。
那么，中国是如何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呢？她有哪些有效的减贫战略和作法呢？
1．持续的、稳定的经济高增长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率。1978－2003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1%，而1952－1978年期间，这一增长率只有4%。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见表3），相当于同期全球人均GDP增长率1.5%的5.4倍。根据世界银行估计，英国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年数为58年（1780-1838年），美国为47年（1839-1886），日本为34年（1885-1919年），韩国为11年（1966-1977年）。[11]而中国只需要每8.6年人均GDP翻一番。
其中，占总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5.6%,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7.2%，这相当于他们的人均收入每9.7年翻一倍，这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发动经济改革，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困人口成为主要受益人群。1978－1985年期间中国农村贫困减少了1亿多人。1978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上者为零；1985年500元以下的农户占总户数的比重为77.7%；1990年500元以下的农户占35%；到2001年仅为2.5%。1985年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为97.69%，到2001年已降至13.22%。这说明极度贫困人口和贫困人口大幅度消减。
不仅经济高增长对减贫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经济增长受到外部冲击（如石油价格冲击，金融危机冲击，自然灾害冲击）时对贫困人口和弱势人群冲击影响最大。1953－1978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波动系数为154%，而1978－2002年期间下降至31%，其中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与贸易增长明显波动的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波动系数不足10%。
2.发动和发展农村工业化，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为贫困人口创造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1978年中国发动经济改革同时大规模地发动农村工业化，促进城乡的经济一体化。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3573万，占农村劳动力的总数比重由9.2%提高到28.8%。此外，2003年农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也达到3816万，相当于农村总就业人数的7.7%，两者合计超过农村就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13.2%提高到2003年的35.0%[12]（见图2）。这有助于增加贫困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
3．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城镇总人口大幅度增长。1978－2003年期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32968万人，城镇总人口增加了35131万人，从17245万人增长至52376万人；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5%，大大高于同期全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迅速提高至40.5%[13]。2003年全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达到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比例的23%。
4．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和促进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额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四贸易大国。2003年出口额相当于1978年出口额的45倍，达到了4382亿美元。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4.6%提高到2003年的31.0%[14]。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如低技术产品）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由198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18.7%，成为世界第一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国，这对于扩大就业、减少贫困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额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由1985年的0.4%上升到2000年6.0%，成为世界第四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
另外，中国积极吸引外资，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也是大幅度减少贫困的途径。尤其是广东、浙江一带的外资经济吸引了大量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其中广东就占了全国流动劳动力总数的39%。广东东莞市外来劳动力达到500万人，相当于150万本地人口的三倍之多，每年向家乡邮寄的汇款达到142亿元。
5．政府作出公开的反贫困的政治承诺，实行分阶段的反贫困行动。中国政府从80年代初期就公开承诺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人口，将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并于1994年正式实施国家反贫困行动计划。中国政府于1992年、1994年和2000年三次向国际社会做出反贫困的政治承诺，并签署了《千年宣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的扶贫意愿日益强烈，扶贫的投入也逐步增加，国家用于扶贫资金投入占GDP比重在0.2-0.3%之间，人均额在大幅度提高（见表5）。对贫困地区实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贫困地区和人口提供公共财政和基本公共服务。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政府调整了农业政策，如逐步提高和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大幅度上升。
四、人力资源开发与减少贫困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本是贫困人口最重要的资本。开发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投资人力资本是最有效的投资（一本万利的事业）。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得益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我们称之"人口红利"和"教育红利"，最终产生和形成"减贫红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就是通过家庭计划生育，在比较低收入条件下，加速人口转变，形成较高比例的劳动或工作人口。它意味着相对比例较高的工作者与储蓄者，相对比例较少的非工作者和非储蓄者，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储蓄积累，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又是劳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从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妇女生育率的显著降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率1970年为5.81，1990年降低为2.8，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1.7。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
从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阶段（见图3），这正是中国进入经济起飞的阶段，也是经济起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口因素和条件。它表现为：一是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1982年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1.5%，到2003年提高到70.4%[15]，估计2015年前后达到最高峰，而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以后这一比例降至60%左右。
二是抚养系数比例迅速下降。1980年我国抚养系数为0.622，2003年降至为0.420[16]，2015年进一步下降为0.410而后开始上升，2020年为0.444，仍低于发达国家0.552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0.517的水平。抚养系数的下降主要源于少儿人口（15岁以下）比例下降。1982年我国0-14岁人口为3.42亿人，到2003年下降为2.86亿人。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82年33.60%下降至2003年的22.1%，约下降11.5个百分点[17]。这意味着未来时期我国少儿人口人均教育支出额会显著上升，一是由于教育总支出在增加，二是由于少儿总人口绝对数在下降，这有助于明显提高教育质量。[18]而教育质量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对经济增长的潜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是家庭人口规模减少，家庭户数大幅度增加。1982年全国每个家庭人口平均为4.51人，到2002年下降为3.49人，约减少了22.6%；1982年全国家庭户数为2.22亿户，到2002年上升为3.59亿户[19]，约上升了61.7%；这进一步刺激城乡居民建设住宅，1989年全国年新增住宅面积8.8亿平方米，2003年为13.8亿平方米[20]，可能相当于美国年新增住宅面积的4－5倍。
四是总人口就业率和家庭就业面提高，促进了人均收入增长。1978年全国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为41.7%，到2003年提高到57.6%[21]。1989年全国农村家庭就业面为60.6%，到2003年提高到68.0%。这成为农村人口提高人均收入的重要途径。1989年全国城镇家庭就业面为56.2%，到2003年下降到52.4%[22]。城镇家庭就业面下降主要反映了高中和大学年龄人口在学比例在提高，55－64岁人口退休比例也在提高。
以上数据表明，从1980起到2003年是中国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整个社会有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投资率、较低的经济负担，这一较好的人口条件是支撑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不仅加速了人口转型，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使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成为可能。
数据来源：1990、2000年数据分别来自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980年、1985年、1995年数据是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按时间平滑推算出来的；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社会经济司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0》。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教育红利"。所谓"教育红利"就是通过对各类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回报"。通过20多年的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开发，沉重的"人口负担"正在迅速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总人力资本存量最大的国家，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财富基础，也为广大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减少贫困的过程就是增加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提供他们发展能力的过程。
在人口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1986年制定和实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国家增加了教育经费的同时，也大力鼓励家庭、个人、集体、企业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快速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3]。第一，文盲人口比例持续明显下降。2000年文盲人口比例为6.7%，与1982年相比已积累下降了16.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文盲率34.4%的平均水平。第二，小学人口比例变化不大，仍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1/3强（为35.7%），但是初中人口比例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达到1/3的总人口；高中人口比例明显增加，提高了4.5个百分点，已经达到11.1%；大学人口比例增加了2.4个百分点，为3.0%，两者合计为14.1%。第三，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提高，由4.61年提高到7.11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66年）和东亚太平洋地区（6.71年），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13年）和印度，但是仍然低于发达国家（9.76年）如美国和日本，也低于经济转型国家（9.68年）和俄罗斯（见图5）。如果仅计算中国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在9－10年之间，即使是城镇下岗工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也在9.8年。
根据我们的估算，1952年全国总人力资本（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与15－64岁人口的乘积）为3.52亿人年，到1978年达到21.4亿人年，增长了5.1倍，到2000年达到66.5亿人年，比1952年增长了19倍，比1978年增长了2.1倍。中国总人力资本存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0年24.0%。这相当于印度的1.95倍，美国的2.79倍，俄罗斯的5.91倍，日本的7.34倍。2000年我国城镇总人口45844万人，劳动年龄人口3.2亿人，平均受教育年数约为10年，总人力资本为32亿人年，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为50.7%）也不同程度大于上述国家。这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总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也是总人力资本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需要花60年时间才增长了一倍，而中国只花了20年时间。
改革以来人民的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这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改善人民生活、减少贫困也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婴儿死亡率由1982年的37.61‰下降到2000年的28.38‰。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2000年的71.40岁（见表6）。这反映了中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家庭计划生育几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互补性[24]。
五、减少贫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今后20年中最重大的发展目标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5]。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可能达到14.4亿人，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综合国力、国家竞争力明显增加，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国家和社会更有能力进一步减少城乡贫困人口，消除各种贫困现象。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目标是与全球千年发展目标是一致的。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到2001年中国主要发展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了2015年时全球千年发展的主要目标（见表7）。如果中国能够继续经济高速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到2015年中国不仅基本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且为实现全球千年发展目标做出最大的贡献。
21世纪新的综合反贫困战略框架，以提高人（特别是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为核心，保证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和扩大各种发展机会为前提，以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良好的治理和制度保障。并在此框架下提出了中国未来减贫的五大目标。
中国未来反贫困的五大目标是：进一步提高贫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到2010年人均收入提高60-65%，根本消除中国国家贫困线标准人口，即赤贫人口，大幅度消除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到2015年至少消减2/3以上；为城乡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打破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强化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计划生育服务、生殖和性健康服务，防治艾滋病服务，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服务；为贫困人口提供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应用知识的条件，扩大他们的发展机会，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目标[26]。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更愿意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中国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困是可以战胜的，贫困是可以消除的，人类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能力战胜人类的贫困。
发展与减贫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呼吸着同一种空气，饮用着同一种水，面临同样的健康问题，艾滋病、吸毒问题是无国界的，为减轻贫困之战是人类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道德义务，只有共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共同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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